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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一方面军一渡赤水河，向云南扎西（威信县）集结的行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2月上旬曾连续召开会议，作出一系列重要的决定和决策。对于扎西会议的情况，党史界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对其中若干决策也有所评价，但总的说来，扎西会议没有得到它应有的历史地位。《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没有记载，新出版的关于长征的著作也没有专门记述。这主要是受史料与观念的限制。1985年以来，陆续公布了遵义会议前后的一批文献，这才使得我们比较清楚地看到扎西会议的全貌。本文拟依据现有材料，简述这次会议的概况和内容，并对它的历史地位发表个人的看法，希望引起党史界对扎
一、扎西会议概况
扎西会议的会议记录迄今没有见到。关于会议情况，笔者从现存有关文件、电报、日记和回忆材料中钩稽整理，并参阅了有关调查材料、研究成果，形成了一个大体上反映扎西会议时间、地点、性质、内容的日程表。简述如下：
2月5日，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地域云南省扎西县境内水田寨西边二、三里路的村子高坎（或花房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常委分工，决定：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秦邦宪）负党中央总的责任。
2月5日，在高坎（或花房子），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苏区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问题，作出决议。
2月6日至7日，在石坎子、大河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红军战略方针，决定暂缓执行渡江入川计划，回兵黔北，以川滇黔边为发展地区。
2月8日，在院子，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
2月9日，在扎西镇江西会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红军缩编问题及二、六军团战略方针与组织问题，作出决定。
从上述会议概况可见，扎西会议是经常委分工，决定张闻天在党内“负总的责任”以后，张闻天主持召开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根据会议需要，有的在会前开了常委会，有的会议扩大到军队的负责人，有的会后开了相应的军委会议。会议时间为2月5日至9日。会议地点在扎西县境内，随行军移动，大致由高坎（或花房子）、石坎子、大河滩、院子到扎西。
应该说明，上述概况难免有不尽准确之处，关于扎西会议还有若干问题有待进一步查考。不过，基本情况可以说大致清楚，待考的细节问题对扎西会议总的认识和估价不会有大的影响。
二、扎西会议的主要内容
第一，讨论了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和部队缩编问题，果断地作出了“回兵”和“缩编”的决策。
2月初，中央红军面临着各路敌军的围追堵截，按原定计划渡江已不可能；如不改变计划，势必在长江边上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扎西会议及时地分析了当时形势，果断地决定放弃在泸州、宜宾之间渡江入川的计划，利用敌人主力集中在川南一线，黔北比较空虚的时机，作出“回兵”决策。军委于2月7日19时随即向各军团首长发布了《关于我军向川滇黔边境发展的指示》，通报了“党中央及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各部由川南折向滇东北的扎西集结以后，立即“回兵黔北”。扎西会议又讨论、决定缩编红军各军团的战斗单位。军委于2月10日颁发《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指明这次“缩编”指导思想是“为适应目前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力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便于连续作战”；规定了“缩编”的具体办法，还决定抽调干部“成立游击队在地方活动”。
2月10日这一天，张闻天在扎西召集的军委纵队党员干部会议上作《五次反“围剿”的总结与目前任务》报告时，向大家讲了中共中央和军委刚刚作出的战略决策，提出当前的任务是：“现在我们要求打胜仗。消灭川滇黔军阀。”同一天《红星》报第9期发表了题为《为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而斗争！》的社论，传达扎西会议改变战略方向的决定。社论指出：“在我们未到遵义以前，我们提出了创造川黔边新苏区的任务，在这一任务下依据当时的情况，具体确定我们发展的方向，首先是向着川南。但是四川敌人却又动员了较大的兵力来对付我们，使得我们暂时不能顺利向川南前进。为了不致受川敌的牵制，而限制了自己的机动，我们转到云南边，最后确定了我们赤化的目标是云贵川边，首先是在云贵边来创造我们新的苏区根据地。”
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传达刚刚开过的扎西会议的战略决策，进行广泛的动员。并且指出：为了提高我们的战斗力，“充实连队与加强连队的战斗力，是我们目前的迫切任务”。“缩编”，“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上述文献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扎西会议讨论战略方向和部队缩编问题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内容；而此后二渡赤水，重占遵义，赢得长征以来第一次大胜利的光辉实践，则证明扎西会议作出的“回兵”、“缩编”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扎西会议讨论了全国各苏区与红军的战略方针及组织问题，作出了重要决定。
关于中央苏区，项英于1935年2月4日致中央与军委电，提出“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究竟采取什么方针“均应早定”，并批评中央与军委“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①；2月5日中央分局又致电中央，提出关于中央苏区“行动方针”的“两个意见”，和“对各个苏区的领导”问题，“请立复”②。所以张闻天接任党中央书记的当天，2月5日，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中区的问题”，并于当天复电项英转中央分局，对行动方针问题，指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对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并指出，“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关于组织问题，决定“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③。2月13日中央又致长电给中央分局，续告“决议详情”。在得到2月19日、21日项英复电报告具体贯彻情况以后，2月23日复以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项英转中央分局，详告执行中央指示中应注意的具体问题④。
对二、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问题，中共中央及军委于2月11日致电湘鄂川黔省委及二、六军团负责同志，提出：“总的方针是战略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指示“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关于军事领导问题，电文指示“应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以贺、任、关、夏、萧、王为委员，贺为主席，讨论战略战术的原则问题及红军行动的方针”⑤。
至于对四方面军的战略问题，虽然没有直接的材料说明扎西会议进行了讨论，但从现存2月16日中央致四方面军的电报中可以看出，它也是张闻天“负总的责任”之后的中央十分关注的。遵义会议以后，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及军委曾电告四方面军，中央红军决定“转入川西”，“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指示四方面军给以配合，“集中红军全力”，“向嘉陵江以西进攻”⑥。扎西会议决定暂缓执行渡江北上的计划，中央乃于2月16日电告四方面军，中央红军“于一月二十八日在土城附近与川敌郭、潘两旅作战未得手，滇敌集中主力亦在川滇边境防堵，使我野战军渡江计划不能实现。因此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改在川滇黔边区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⑦。
可见，扎西会议对全局的战略方针与领导问题讨论并作了决定。它一方面及时地向各苏区和红军传达了遵义会议的主要精神，指示他们从实际出发实现战略方针的转变；另一方面，重新明确了中央分局及二、六军团的组织机构与领导成员，建立起了新中央领导同各苏区与红军领导之间的关系（尽管后来又因战争环境而中断过或长或短的时间），为全党、全军的集中统一领导确立了组织保证。
第三，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内容，是讨论并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立即进行了传达。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遵义会议决议是这次会议的最主要的文件，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时“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在遵义会议上，“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在遵义会议以后，张闻天正是以他作“反报告”的提纲为基础，依据会议讨论中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及其他同志的发言形成的意见，并加上2月6—7日扎西会议上关于战略方向的决定，最后写成《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具有伟大意义的文献的。
2月8日在扎西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遵义会议决议》，是反“围剿”战争经验教训的历史总结，是党和军队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所扼要地论述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军事路线与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军事思想的第一次系统概括。在当时，《遵义会议决议》是在全党内开展与深入“反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彻底纠正过去的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实现“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的纲领性文件，为中央红军与全国各地红军突围转移、粉碎“围剿”，取得长征的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遵义会议决议经2月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后，立即用文件与会议两种方式进行传达。
由于决议全文较长，在印发前为了尽快向各级干部传达会议精神，张闻天写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于2月8日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这个文件以两千多字的篇幅，简明扼要地叙述了遵义会议决议的大意与要点，2月28日又以中央书记处名义，用电报拍发给二、六军团、四方面军与中央军区。油印的遵义会议决议全文，现在发现的最早刻本是2月16日。可见在中央红军中，至迟在2月16日以后几天里，决议全文就发到干部手中学习，发到党的支部中去讨论了。
在中央军委纵队，扎西会议刚结束，张闻天就在2月10日上午向党员干部会作了关于会议决议的传达报告。这次中央军委党员干部会正式通过了“决议案”，表示：“完全同意洛甫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总结报告，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⑧。此后，陈云向中央纵队详细传达了遵义会议情况，毛泽东也到三军团作了传达。
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统一了全党全军的思想，极大地鼓舞了中央红军在正确的军事路线指导下，用运动战冲破敌军的围追堵截。正如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中所说：“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经过十多天的休整，部队体力稍见恢复，又进行了整编，立即移师北上。”
三、扎西会议的历史地位
从上述关于扎西会议的内容和意义的述评中，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扎西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次相当重要的会议，应该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特别应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的光辉篇章。关于扎西会议的历史地位，我以为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认识。
（一）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最后完成。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作出的决定中，有两项是由扎西会议完成的。其一是：“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由扎西会议（2月5日）决定洛甫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而完成；其二是“指定洛甫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由扎西会议（2月8日）讨论通过。这两件事，都是遵义会议上议定而没有来得及完成的大事，一件属于组织上变换领导，一件属于军事路线上分清是非，都是关系到能否彻底纠正“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结束“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的根本问题。遵义会议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但继续落实以至最终完成的历史使命，是由扎西会议承担起来的。
（二）扎西会议为全党、全军实现伟大的战略转变进行了切实的指导和具体的部署。
就中央红军来说，遵义会议对战略方向“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不符合客观实际。在扎西会议后最后完成的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便批评“这个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这段话自然是反映了扎西会议的观点。扎西会议果断地作出回兵黔北，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的决策，从此，中央红军自觉地采取了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方针，取得了许多伟大胜利，完成了党中央预定的同四方面军会合的目标。
就全国各苏区与红军来说，扎西会议改变了自西征以来对中央苏区“无指示，无回电”的状况，对中央苏区的战略方针与组织领导作了明确的指示，为以后坚持三年赣南游击战争指明了方向。二、六军团通过学习、讨论扎西会议后的战略指示与遵义会议《决议大纲》，“把运动战、游击战提高到战略思想上来认识”，“把过去带盲目性的行动（虽然是合乎实际的、正确的）提高到自觉性的水平”，遵义会议决议的精神“成为即将到来的反‘围剿’的军事指导思想”⑨。四方面军对遵义会议后新的中央领导的战略决策基本是执行的，但张国焘对遵义会议及其《决议》表示怀疑。在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党中央对他进行了耐心的解释、说服。
（三）扎西会议是张闻天同毛泽东配合合作，成为新中央领导核心，正式领导全党全军的良好开端。
扎西会议开始了张闻天作为党内“负总的责任”的党中央书记的重要活动时期。张闻天就职以后主持召开的扎西会议，显示了他总揽全局、发扬民主、团结中央政治局与军委，统率全党、全军工作的卓越才能。扎西会议通过的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是张闻天摆脱“左”倾教条主义、自觉实现“转变”的标志，反映了包括张闻天在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认识中国革命战争规律所已达到的比较成熟的水平。张闻天同毛泽东的配合合作，正是由于思想、路线的一致。张闻天终其一生保持独立见解，在当时谈不上对毛泽东有什么崇拜或依附。他是从实践中认识了毛泽东的雄才大略而尊重与支持毛泽东的。从扎西会议就任党中央书记以后，张闻天更加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为逐步确立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作出了贡献。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遵义会议后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到重占遵义后就任“前敌总指挥”，到撤销攻打打鼓新场计划后进入“三人军事小组”，经历了一个逐步确立和巩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总的说来，张闻天都是有力的支持者。
值得注意的是，扎西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内逐步形成了党中央书记张闻天同红军实际上的最高统帅毛泽东互相配合，领导全党全军的格局。这种格局一直保持到1938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借用张闻天《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开幕词》中的话来说，自1935年到1938年这四年间“有过许多重大的事变。……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央到达陕北地区，创立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渡过黄河东征，以及后来的西征——这是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由于日寇进攻华北，引起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我党在1935年发表了‘八一宣言’和十二月决议，1936年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实现了全面抗战，中国革命发展到了抗日民族战争的新阶段”。从遵义会议到六中全会，张闻天同毛泽东互相配合，领导全党全军成就了那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其功勋足以彪炳日月。而这种领导格局，肇其始者正是扎西会议。从这一点来看，扎西会议也有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作者系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