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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区之一。红军长征途经云南的八个地州三十一个县。红军的革命壮举给云南各族人民留下了深远影响。
一九三五年二月四日至十四日，中央红军在向云南省昭通地区威信县扎西镇集结过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在威信县的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扎西镇等地连续召开了多次重要会议，完画了党内的权力交接；起草并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向部队传达贯彻了遵义会议精神；讨论部署了全国革命的总方针；精简整编了红军队伍；作出了回师东进二渡赤水打回马枪的决策；留下干部战士组建红军游击队，开辟滇黔革命根据地，牵制敌军，策应主力红军长征等重大问题，为红军长征胜利乃至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史称“扎西会议”
扎西会议是在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中国革命伟大历史转折过程中一次极为重要会议。它解决了遵义会议未来得及解决的问题，完成了遵义会议未完成的任务，因此在党史和军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正因为如此，扎西会议成了一个颇有研究价值的重大课题。我国研究党史的专家、学者、教授和党务工作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扎西会议的巨大历史功绩进行了科学论证并予以充分的肯定。遗憾的是，关于扎西会议的文学作品，至今尚不多见，用纪实文学的形式、形象生动地再现扎西会议历史情境的作品更属寥寥。值得庆贺的是，建党八十周年之际，云南省昭通地委宣传部长曾令云同志向党奉献的厚礼《扎西会议》，无疑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它的开拓性、建设性和创造性的成就，无疑应当首先得到充分的肯定。
《扎西会议》首先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纪实文学的创作，尤其是描绘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它不仅需要创作者具备相当的学养，对相关史料相当熟悉，而且要有自己的历史观。曾令云同志以严肃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冷静地、全面地审视历史。他对重大的历史事件、复杂的历史人物，不是采取简单化、表面化、陈陈相因、人云亦云的写法，更不是用现今流行的那种“戏谈”的轻率态度，捕风捉影，随心所欲地涂抹、剪裁历史。曾令云同志自幼酷爱文史，醉心写作，经年不辍，均有所成。多方面的特长为作者著述此书打下了厚实的基础。曾令云同志八十年代在中央党校研究生班就读时，就大量查阅了有关扎西会议的史料。工作之余又利用一切机会，深入威信扎西实地考察、走访有关知情人士，并同研究扎西会议的有关专家、学者座谈交流，认真撰写了大量的笔记。在广泛占有资料和参考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因此，我相信《扎西会议》的史料价值必将引起我国研究扎西会议的同行们的热情关注和高度重视。
《扎西会议》还具有较高的文学性，尤其是对政治领袖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方面显示了作者非凡的艺术功底。我认为，纪实文学写历史事件不是最大的难点。事件可以从采访和档案文字材料中获得，难就难在从事件中写人物，从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带出以至昭示事件的历史底蕴。特别是那些政治领袖和重要历史人物，作家大多是无缘直接观察，又不允许以小说手法渗入大量的虚构和想象。曾令云同志在这方面显示了他非凡的艺术功底。他从特定的背景和场景中，依据文字材料作出合乎逻辑的推理和判断，准确地把握和探索《扎西会议》中不同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几乎可以说是“无一字无出处”。在曾令云同志令人折服的叙述中，笔致精到，辞采深邃，叙写中求实境、显情怀、表爱憎，联想中露观点、现思想、促深思，使纪实性与文学性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当然，我认为《扎西会议》中最为成功之处还在于，作者所持重的是对长征精神的触摸与挖掘，激发与张扬。他避免了同类作品那种只注重抽象再现历史的悲壮，而抽空人的精神存在。曾令云同志是一个极富人类良知的作家。据我了解，云南省昭通地区仍然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地区，扶贫任重道远。曾令云同志形象化再现了长征精神，其用意，我想在于激励昭通人民，缅怀革命先烈，发扬优良传统，像红军那样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开发的机遇，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艰苦奋斗精神，想尽一切办法，克服一切困难，脱贫致富，为振兴昭通、振兴云南、振兴中华作出应有的贡献。
行文至此，我想起了刘勰的《文心雕龙》中的一段话。他说：“夫神思方远，万涂竟荫，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希望曾令云同志继续发扬长征精神，再接再厉，为广大读者和我们伟大的时代奉献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承蒙令云同志的厚爱，让我有幸阅读了《扎西会议》一书手稿。在此书付梓之际，我谨写下以上的感念，算作是序。（杨应楠）
